據《雲南省志．農墾志》載：年，雲南農墾系統開始接收知識青年年3月]日，雲南生產建設兵團成立，下轄4個師，32個團，分佈於西雙版納、德宏、臨滄和紅河地區的荒蠻叢林，兵團先後接收知青10.4萬人，其中北京人，上海4.76萬人，成都1.67萬人，重慶2.44萬人，昆明人。不難看出，雲南兵團知青的主體，來自外省市。

那个红色的年代，响应领袖的号召，无数年轻人一生被改变.

年11月肇始于西双版纳的云南农场数万知青大罢工、返城请愿的核心人物叫丁惠民。他现定居重庆，年9月出生，中学毕业后年从上海来到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农场十分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十营）做过割胶工、学校总务。 　　由于漫长时间里困苦枯燥的生活，沉重艰辛的劳动以及前程的渺茫无望，当年热情活跃的知青逐渐变得消沉忧郁，“我要回家”的念头深深地埋在知青几近绝望的心底。年返城潮前夕，整个农场弥漫着这种压抑沉闷的气氛。顺应广大知青及其家长和社会的呼声，丁惠民率先带头发起了“我要回家”的知青大返城运动。

年10月16日，在广泛征求知青们的意见后，丁惠民执笔起草了《给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反映知青生活的困苦，反映知青运动造成的问题，此信专门寄送云南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负责同志代为转呈小平同志。 　　仅两天，联名信刻印散发了份。11月8日，云南省委指示省知识青年办公室派人到西双版纳了解丁惠民给邓小平写公开联名信的情况。11月9日十分场知青将联名信在景洪的大街上公布，广大农场知青引起了巨大反响和思想波动。到11日11日知青们在联名信上签名达多人，波及到西双版纳的景洪、东风、橄榄坝和勐满4个农场，尤以东风农场反响最大。希望中央领导能够重视，向邓副总理恳切呼救，表达回城的愿望。 　　恰逢其时，年11月10日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发生上海女知青瞿玲仙因怀孕难产大出血在农场卫生所身亡的非正常死亡，引发数千知青进入州府，抬尸游行、静坐请愿，激起知青情绪。 　　当景洪农场十分场部分知青得知《给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省知青办没有代为转交邓小平的情况后，又给中国青年报社写信，反映他们的诉求受到压制的情况。11月18日，中国青年报社在其群众工作部编的《青年来信摘编》第14期上印发了景洪农场十分场部分知青这封来信。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就云南农场知青写信给小平同志被压一事发表了评论员文章。11月25日，中国青年报社又直接给邓小平写信反映情况并将《青年来信摘编》第14期连同丁惠民等知青《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一齐呈送邓小平。邓小平在后来1个多月的时间里，专门就云南农场知青问题以及西双版纳的发展问题先后作出了5次指示和批示。 　　11月下旬，丁惠民召集西双版纳8个农场的知青代表在景洪城郊的江边旅馆秘密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这时期，版纳所辖8个农场有7个农场发生了知青停工停产、拒绝上班以致和农场干部发生正面冲突的事情。 　　12月2日，邓小平审阅《中国青年报》写给他的信，并作出：“转云南省委注意，应做工作，不应压制”的批示。12月3日，省委、州委有关领导接见知青代表做工作。 　　此时，橄榄坝农场八分场部分知青开始批驳丁惠民、号召复工，知青中发生一定的分化和对立。 　　年12月8日，西双版纳地区各农场知青代表第二次联席会议在景洪农场招待所正式召开，七十多个营级农场一百二十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代表们的入场证很特别，全是知青的签名，每个代表至少要持有人以上签名才能入内。会议目的是：商讨“北上请愿”事宜。会议选举产生了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知青赴京请愿筹备总组，通过了丁惠民执笔的联名请愿书，签名超过万人。丁惠民被推选为总指挥，胡建国、刘先国两位为副指挥。筹备总组公开承诺，一旦完成请愿任务，该组织自行解散。丁惠民派出两个工作小组，分别前往州委和农垦局，谒见领导汇报情况，打招呼。汇报未果，丁惠民与胡建国、刘先国两位副指挥交换意见后，下了总罢工令，以示抗议。总组决定，首批请愿团15日正式启程北上。

　　得知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决定今后各国有、军垦农场的知青将作为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知青政策照顾范围后，他们决定尽快赴京，向中央领导面陈实情。16日，他们送走了第一批赴京代表。18日早上8点，丁惠民亲自率第二批进京，上万知青相送。胡建国代丁惠民坐镇西双版纳，坚持罢工。 　　途中，得知第一批代表丢失了经费，正在昆明僵持。他们咬牙划出元，派人送去。第二批代表紧急暗渡陈仓，知青们抬着发着高烧的丁惠民过了澜沧江，经过艰难辗转，23日傍晚从一个叫读书铺的偏僻小站上车，绕道成都北上。 　　12月21日下午，省委副书记薛韬主动去知青们的住处——昆明南窑向阳旅社与知青商谈、劝说。滞留在昆明的代表四处碰壁，很快失去了耐心，22、23日强行在火车站冲站登车，失败后，24日又卧轨阻截，造成铁路瘫痪。中央对于知青的卧轨阻车行为迅速作出了反应。12月25日，国务院发出给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并转云南省各国营农场青年职工们的三条指示。随后，国务院从国家农业部、农垦总局和农场知青原籍地的四川、北京、上海等省、市抽专人组成调查组，由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亲任组长赴云南，再分成两个工作组到农场知青事发严重的西双版纳、德宏州开展调查工作，就地充分听取农场知青的意见。为了防止事态失控，云南省委报请国务院领导同意，决定让上访知青选派代表赴京听取他们的意见。 　　27日，绕道北上的丁惠民等知青代表到达北京。事先，丁惠民起草了《告全国人民书》，再次表明知青不想对抗，只想回家的态度。傍晚时分，他们被接到农林部招待所。国务院知青办、劳动部等中央部委都派员与他们进行了会谈。 　　年12月31日晚，农垦总局刘济民副局长与他们进行了商谈。年1月1日，国家农垦总局发出1号文件，承认知青请愿代表团性质合法，同时强调应该复工。丁惠民也同意同时下达复工通知。 　　年1月4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接见了丁惠民、刘先国、顾新华、李长寿、翟荣志、熊占国、邱亚德、陈允龙、邹盛永以及刘庭明10名云南农场上访代表，他们当面递交了请愿书。 　　5日一早，他们登车返回云南。 　　西双版纳知青的大规模行动，迅速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地方政府也开始正视知青的要求。但出人意料的是，在临沧耿马勐定农场，1月6日发生了更为激烈的绝食事件。当时，中央调查组进入勐定调查，成都知青们以绝食来表达回城的决心，几百人水米不进静坐三天。赵凡亲眼目睹了知青们艰难的生存现状，他也流下热泪，并大声说，“孩子们，都起来！你们的情况，我一定如实向中央汇报！”在赵凡的协调和敦促下，一月中旬，四川、上海、北京和云南有关部门在昆明联席召开会议，各省市对知青回城均表示认可。 　　18日丁惠民他们回到农场。按事先安排，23日代表们在景洪集合，丁惠民在准备动员大家自行撤离农场时得知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发表了十五条讲话，允许“知青不愿留下的，都可以回去”。当天下午，丁惠民宣布筹备总组解散。还起草了一个电报，向王震认错。电报由丁惠民和胡建国、刘先国三人签名，共同来承担责任。 　　安平生的讲话和接踵而至的国务院“六条”开启了大闸，返城洪水一泄不可收。西双版纳各农场知青无不争先恐后回城，有些农场干脆将公章用铁丝拴在门上，听任知青“各取所需”。知青们在慌乱中告别了边疆，直至走到昆明，才松了一口气，所有人都挤到昆明东站邮电所给家里发电报，告知平安，告知“我们回家了！” 　　丁惠民没有马上走。不久接到了王震给他们三个人写来了一封亲笔信：你们来电收到，看了很高兴，相信你们站出来工作的勇气……四五月份，知青几乎走完了，后来省知青办也取消了。丁惠民一直到年12月底，母亲提前退休，才按国家政策顶替回了家。

西双版纳回城风潮当年迅速波及全国，几个月内，上千万知青返回城市，历时10年的知青运动就此终结，“知识青年”遂成为历史名词。如今大返城已经30年了，但每年仍有成百上千已知天命的云南知青，携带子女重返遥远的边疆，他们凭记忆寻找着自己当初种下的橡胶树，抚摸着，流着泪。他们说并非想再去捡拾逝去的青春，而是为了对岁月永久的纪念。他们年轻的子女，能够理解父辈当年的爱恋、苦痛和久留心底的诉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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