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片知青：难忘上山下乡的日子

知识青年——共和国最不幸的一代人

作者：陈意新（北卡莱罗纳大学历史系教授）

从下放到下岗，知青一代人的生活充满了不幸。不幸不仅在于他们从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还在于时代的发展让国家也没有选择。

作为个人，知青一代既不是共和国最艰辛的，也不是唯一下岗的。45万右派份子比知青更惨。但作为社会群体，知青是共和国最不幸的一代。

当然，知青一代里也有不少成功者。一小部分人受到了父母权力的荫护，在毛泽东统治下没有受罪，在邓小平时代乘风直上。他们是60年代的红卫兵领袖、70年代的工农兵学员、80年代和90年代的党政高官、军队将校、国企老总、放洋先驱、父母革命事业与职务的真正接班人。然而，大部分成功者是靠自身的努力。有些在毛泽东时代靠乡间的苦干而被推荐念了大学；更多则是在艰难的条件下自学，在邓小平时代有幸考上大学。这部分人在80年代和90年代很多成了教授、作家、导演、艺术家、官员、甚至洋博士，但他们是知青群体命运的例外。

然而，上过大学和能在改革中吃香喝辣的人毕竟是知青一代的极少数，绝大多数知青没能逃脱时代的命运。从下放到下岗，国家向他们强加了30年的艰难，因此，国家应该向他们补偿。

上山下乡运动随着改革的开始而结束，但知青一代的苦难却并没有随改革的深入而终止。在毛泽东的革命时代，这一代人未满二十岁就被过早地驱入社会，经历农村生活的艰辛。在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年代里，这一代的许多人在四十多岁时就被迫下岗，人在中年便过早地退出事业发展的舞台，忍受低收入生活的艰难。这一代人是毛的革命的弃儿，邓的改革卸下的包袱。

然而，对这一代人不幸经历的认真理解或误解才刚刚开始。在上山下乡被毛泽东政治化了的年代末和70年代，没有人能公开陈诉知青的苦难；年代末和80年代崛起的知青作家以文学化的形式对自己一代人下放的经历进行了心酸的描述，给予上山下乡运动以辛辣的批判[1]。进入年代，对知青一代人经历的理解走向了学术化，但却是诠释的歧异化。刘小萌在其关于知青史的力作中指出：上山下乡是场积弊丛生的运动，对知青是场强加的灾难，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消极后果。而司养眼则认为知青下放给农村带来了新知识、新观念和新作风。知青们与村干部打交道的作风，包括同村干部争吵甚至动手打架，对农民有着积极的影响，对农村政治的民主化有积极的意义[2]。面对大量回顾展的举办和文献片的播放而纪实性地重现的知青生活，杨帆呼唤要为这一代人“争一个公道”。但对孟繁华来说，这一重现只是一些已成为当代社会精英和掌握了话语权力的前知青的“怀旧”。在他们那里，“回忆、怀恋往事成了青春的证明，苦难变成了资历，想像中的田园风情变成了抵制今日时尚的依据与信念”[3]。

无论是理解还是误解，迄今对知青一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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